Ps. 我會盡量保持理智不說髒話…

自從Black Lives Matter (BLM)之後,美國各行各業吹起了一股DEI風潮。Diversity、Equity、Inclusion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在呈現多元(Diversity)的同時注重資源的分配(Equity),然後在計畫和管理上確定包容性,大家的聲音都有被聽見(Inclusion)。說起來很簡單,但實際執行很難。今年度最火紅的job title 大概是 chief people officer,實際在做什麼?沒人知道…. 好啦說沒人知道有一點太扯,其實就是把原本的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昇級,不把人當作資源(學、經歷)看待,更包含其人生經驗,試圖讓公司內部呈現較為多元,符合社會現實的狀況。不僅限於組織內部,也開始在計畫設計和經營上面強調DEI。無法概括所有組織的執行方式,不過就我所知的就是再次強調受眾 (beneficiaries) 本身必須多元,並且在要能將資源分配給需要的人。比如說男生因為工作的原因不能在星期一到五到診所來看病 (導致用藥服從性比較差),所以在計畫的時候就要想怎麼可以提高男性的就醫率。抑或是偏遠山區的居民沒辦法到據點來上課,那要怎麼補強計畫上的弱點。

聽起來很棒啦,但這也不是什麼太過創新的概念,設計過計畫的人大多知道這些。曾經有人跟我說DEI就是在收資料的時候要收受眾的性別…. 這是在開玩笑嗎?!先不要講這麼low的DEI,我覺得提醒大家要注意計畫範圍內的弱勢,這個立意還算不錯,但問題有兩個。一、錢。不管是收額外的資料也好,確定所有人都觸及到也罷,都需要計畫經費配合。廣度跟深度不可兼得,你要拉得更遠更深後勤就要跟得上,要買額外的車子跟器械,要有額外的人去收資料去接觸深山,換句話說受眾人數(廣度)就會下降,平均花費會拉高,出資方可以接受這種事嗎?目前並不是所有出資方可以接受到平均花費 $500 per beneficiary ,三四百就吱吱叫了,更不用說最近通膨什麼都貴。二、DEI的範圍與程度。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統一對於DEI的規範和定義(我想也不可能會有),換句話說就一切自由心證,或是在設計受眾觸及度的時候可以這樣做,「盡量就好」,但是在架構系統或是收資料的時候很難用「盡量就好」來做。舉一個例子,性別。就如同上述,如果對於DEI的要求就只是收集生理性別的話那簡單,只要砸錢就可以辦得到。但是社會性別就會比較困難一點,並不是所有社區都能了解社會性別跟生理性別的差異,就算了解之後也不見得承認自己是性弱勢,尤其是在架公部門系統的時候弱勢的一方可能害怕被貼上標籤。當然在一對一看診或是諮商病人會比較願意說實話,但如果是非常規的活動要建立這樣的關係會比較難。當然收了還是有用啦,做為後續執行計畫的參考什麼的,但是要收到多細、參考價值有多少就還沒有個基準。說來說去就繞回到錢跟意義上面,收這些資料只是讓我們自己覺得比較好過 (啊~ 我有做到DEI),還是真的有辦法去幫助到性少數,因為當資料不齊或是沒有funding的時候也不可能做什麼,那.. 收DEI資料是要幹麼?

接著談所謂的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講到這你可能會發現非營利組織其實在運作跟管理上面跟一般的公司無異。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品質改善流程(Plan-Do-Study-Act PDSA、Quality Improvement QI)、DEI,到KM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從for-profit端傳過來的。抄過來之後四不像這另當別論,不過我覺得知識管理這件事情的確是非營利組織可以思考的。從計畫的角度而言,全世界大大小小NGO在世界各地做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我們有多少次都在重覆前人已經做過的事?」這個問句大概是潘朵拉的盒子,沒人敢問也沒有人有答案。其實有不少單位在試圖做統整的事情,之前有組織/團體在倡議所有的人道援助單位要收統一格式的資料,世界衛生組織對於緊急醫療單位也有所謂的minimal data set (MDS)。當然啦USAID本身有自己的格式跟指標,但是也僅限於最後統整出來的指標。當各有各的企劃和政策發展到一個很複雜的程度,沒有人真的願意(或是有心)去了解所有的計畫。

縮小到一個組織的規模,計畫的知識管理是滿合理的。總不想在尚比亞失敗的計畫在哥倫比亞重蹈覆轍,對吧?要怎麼把計畫的結果、過程學到的經驗有系統性的保存下來,而不是存在於某些人的腦子裡,就是我們單位現在在做的事。這個我也還在摸索就是了,我不覺得電子系統是唯一解,總覺得要透過書面和口語的方式用mixed method的方式做。那再拉高一點點到組織層級,組織內的工作經驗要怎麼保存下來?菲律賓的物流卡關要找誰?IRS要的那個數字要去找誰要?要怎麼做?很多眉眉角角的東西其實都是保存在組織或是公司老骨頭的腦子裡,所以每當有資深人員離職的時候我都快瘋掉,當組織內系統不完善的時候,很多資訊就跟著這些老骨頭離開。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和公共衛生的專業知識在這幾年沒增加多少,倒是組織運作和計畫案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多了。知道怎麼寫計畫案、順著USAID的毛摸、跟各國的衛福部打交道等等… 或許也可以爭論說這也是國際發展的一部分罷。我覺得與其把錢砸在測量某些已知計畫的outcome ,倒不如把evaluation的目標擺在access number上,然後好好把lessons learned 存下來分享給其他地區的人,不失是一個方法。比如說,一個小型的COVID疫苗計畫(一年小於一百萬美金),與其去測量死亡率,倒不如量多少人接種三劑,然後把測量死亡率的錢去記錄整個計畫過程碰到的問題,然後去教其他國家的人如何增加接種率,然後把死亡率這種東西留給公衛研究去做,或許對第一線計畫推展而言是CP值比較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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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的路線很多種,不過幾個節點大致不變。

邊境在政治和經濟上是一種很特別的存在。有時相鄰兩國首都政治圈在那邊吵來吵去的時候,邊境的交易還是一如往常的熱絡。有些國家誕生還不到一百年,而居民卻在國境交界處生活了幾百年,大家族有可能活生生被新興國家的邊境劃成兩半:叔叔伯伯住A國而阿姨奶奶在B國。除非兩國關係不好又有交戰歷史(例如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國),不然分隔兩地對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不見得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尤其是在偏遠地區,一條碎石子路走過去就出國了,做做買賣再回來也不見得需要什麼證明。

委內瑞拉移民問題在疫情前就大致被拉美各國消化的差不多了,目前還在上述路徑上移動的移民(caminantes)只剩下約三萬人左右。厄瓜多這幾年毒品跟暴力問題增加,再加上緊縮對委內瑞拉移民的簽證政策,所以有不少的移民又再次北上返回哥倫比亞,甚至有些打算回到委內瑞拉去。這趟路可不簡單,邊境的Ipiales約海拔2600公尺,一路下降到900的Cali,再回昇到首都Bogotá的2600公尺。Ipiales — Pasto這段可以見到年輕夫妻帶著小孩,所有的家當就是用南美傳統的花邊大塑膠袋裝著,時而搭車時而走路肩前往未知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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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難民(refugee)、移民(immigrant)或是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 displaced people, IDP),大部分都會聯想到敘利亞難民,或是中美洲北三角(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的移民馬車(camaran),西非或是薩哈拉以南的移民路線就鮮少在台灣新聞被提及。

來源:路透社

雖然歐洲是薩哈拉以南難民的最終目的地,但摩洛哥仍容載超過七十萬的難民和無證移民,佔總人口 2%,主要來自象牙海岸、幾內亞、賽內加爾和喀麥隆。對於來自象牙海岸和賽內加爾的移民而言,摩洛哥免簽,如果家裡經濟允許一張單程機票的話跳機即可。但對於喀麥隆人來說就沒那麼簡單,多是循上圖路徑,跨越阿爾及利亞和廣大的撒哈拉沙漠來到摩阿邊境的Oujda尋求機會前往西班牙,或是再轉南來到卡薩布蘭卡。

25歲的 R 來自象牙海岸的首都阿必尚,家裡九個男孩子裡面他是最小的。在阿必尚唸的是會計,目前在卡薩布蘭卡的一家餐廳打零工。據他所述,在阿必尚找工作十分困難,尤其是窮人,有錢人家會透過關係把自己的小孩送進政府或是企業行號裡,或是用錢買學歷在各種競爭上面取得優先。附帶一提,象牙海岸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為36(滿分100),排名 105 / 180;而摩洛哥CPI為39,排名87。

“我爸在我大學畢業那年就過去了。哥哥們都不工作,只有我在想辦法養我媽。” 他說。

生理性別男但是自我認同為女性的 R 對於象牙海岸的現況感到十分負面。他說LGBT社群在象牙海岸受壓迫、邊緣化,而且遭受不平等對待。醫生會拒絕提供治療(此指一般醫療,並非HIV),虛偽的政客只會說但是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圈內人被攻擊的新聞時有所聞,但也不能去找公權力協助因為警察部門也是恐同,完全沒有有效的政治倡議團體。

“那你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要離開象牙海岸的?” 我問。

R 在去年生日的時候下定決心要離開象牙海岸。他不想要像其他LGBT一樣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也不想像其他人上了年紀之後找女生結婚然後再偷偷摸摸的偷情,他受夠這樣的生活了。

於是在去年底,R在沒有告知任何人的情況下,買了一張前往卡薩布蘭卡的單程機票,就這樣來到摩洛哥。透過臉書找到一個卡薩布蘭卡分租公寓的消息,一晚只要15歐,在出發前他寫了訊息預訂了三天分租公寓,就這樣開始非法移民生活。到卡薩布蘭卡之後,又透過臉書和whatsapp 群組找到了目前的居所,然後再印履歷找願意付現給非法移民的雇主。

“我花了兩個月才找到第一份工作。” R說。

我試圖要問他做過什麼工作,可能是語言的關係他聽不懂我的問題 (象牙海岸為法語國家,我們用 Google Translate 溝通)。他只說目前這份工作是因為認識裡面的一個員工,因為這層關係他才有辦法工作。目前住的地方是八個人分租一間四房的公寓,一個人房租63歐。一個月的薪水200歐,扣掉房租再扣掉他寄回老家的50歐,一個月的生活費是87歐,差不多是我請他吃這頓飯的一倍。

他笑著說落地之後在臉書上發了一張他在卡薩布蘭卡的照片,所有人都驚呆了。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好像還可以,雖然摩洛哥也並不是一個對LGBT太過友善的地方 (不管用什麼指數查,摩洛哥都比象牙海岸差),至少他覺得他可以比較做自己一點。

“有三個朋友也想飛過來這邊。” 他笑著說。

在迦納的時候透過客戶跟倡議團體閒聊,她口中的迦納就是一個充滿歧視與壓抑的國家,就連她們之前想做衛教都得偷偷摸摸地做,地方政府根本不支持。同性婚姻在迦納根本痴人說夢,就算中央政府同意,任何婚姻媂結都得先過地方勢力/酋長那關,光這點就不可能的。

” 不會有任何家庭可以接受兩個男的坐在婚宴裡在那邊敬禮的。” 她說。

在訪談之前我查了關於象牙海岸的狀況,總感覺比迦納要好些,不過聽起來內部狀況根本一樣:在路上無端被打、收到死亡威脅、來自社區(甚至是家庭內部)的歧視,都對當地LGBT社群來說是移民推力,更不用說貧窮、政治鬥爭、內亂等一般因素。2011年的內戰起源於 2010年總統選舉的紛爭,現任總統與前任總統兩者都堅持自己獲勝,但最後由現任總統獲勝並執政至今。

LGBT移民在移民國遭受的歧視的機會更高,如之前所述,摩洛哥並非LGBT友善的國家,一個國家有2%的人口是移民的情況下,必定會和摩洛哥人產生摩擦,仇外心態加上恐同對於非居住卡薩布蘭卡之類大城市的LGBT移民來說,生活不見得會比較輕鬆。性交易、性暴力、暴力勒索在各個人權團體的報告中都可以看到,R也提到了他認識兩個喀麥隆來的非法移民只能靠賣淫維生。實話是我暗自算了一下R一路來的花費和預算,跟薪水好像也有出入,但也不太敢追問下去…

如同其他難民和移工,R的最終目的是富饒的西歐。他說到那邊之後或許他可以真正地做自己。我問說那你的計畫是什麼,有打算在卡薩布蘭卡待多久嗎?他搖搖頭說自己沒有計畫,目前這個老闆很好所以就先繼續做。年輕就是本錢,既然他內心那把火都可以推著他離開自己的母國,那麼繼續往前走我想應該也不是什麼難事。

列夫·托爾斯泰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戰亂與貧窮下的人性不管世界上的哪個角落,上演的故事情節總是差不多,只是依經緯度不同加了點地理風味。政治動盪、內戰、 裙帶資本、貪汙和社會包容度這些推力只要存在的一天,這個時代的人類遷徒就永遠不會消失。

後記: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在這個月終結了象牙海岸的難民身分,意即在國外的象牙海岸人無法再以難民的身份向難民署尋求協助,而象牙海岸也大開國門希望旅外的國人回國,但這對因為在國內遭到歧視而離開的性少數族群的耳裡聽來卻是種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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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j Mahal Palace

四月,孟買所在的馬哈拉什特拉邦正式解除口罩禁令,所有公共場所都無需配戴口罩。孟買都會區有將近2000萬人居住,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兩萬兩千人 (台北才九千),社交距離是不可能的事。經歷過2021年年中那場災難式大流行、今年年初的Omicron,和超過七成的疫苗施打率,孟買這個世界第七大的都會區正式解禁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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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我工作的診所,距離首都約3個小時車程的偏鄉也可以用比特幣支付帳單。

2022首張國際線就獻給了前邦交國:薩爾瓦多。

薩國去年屢屢登上國際版面都是比特幣的消息。薩國總統 Nayib Bukele (名字很不拉美?沒錯,他爸那邊有中東血統)去年六月宣佈比特幣為法定貨幣,到最近國際貨幣組織(IMF)公開呼籲Bukele放棄,比特幣從去年最低的三萬美金,日前又重新站回四萬美金,看不出來薩國會放棄這項決定。

趁著出差做了粗糙的市場調查,看看在薩京(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生活的老百姓到底是怎麼看待這場貨幣改革的。據說比特幣在薩國的故事源自於距離首都約50分鐘車程的海灘小鎮 El Zonte,美加來的衝浪客發起了一個 Bitcoin Beach 的計畫,在疫情之下幫助這個小鎮打造Bitcoin 生態圈來渡過經濟危機,然後就逐漸演變成現在的規模。說實在也不怎麼意外,薩爾瓦多有三分之一的GDP來自海外打工的僑民,外匯手續費被吃得很心痛,如果透過加密貨幣可以規避銀行手續費,薩爾瓦多想要嘗試使用加密貨幣也是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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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上映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改編自Ernesto “Che” Guevara (切格瓦拉) 的回憶錄 Diarios de motocicleta,描述其青年時代與好友遊歷南美的故事,長達8000公里的旅程對於格瓦拉後來的政治思想有著舉足的啟發。根據回憶錄,1952年格瓦拉來到秘魯時24歲。70年過去了,啟發格瓦拉的佃農制度早已不存在,對於原住民的壓迫也不如當年明顯,但是拉美的貧富差距看似沒有什麼改變,甚至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如果天上有知,格瓦拉會是高興的嗎? 有這麼一說:“If a man is not a socialist by the time he is 20, he has no heart. If he is not a conservative by the time he is 40, he has no brain.” (如果一個人在他20歲的時候不是社會主義者,那麼他是個無情之人;如果在他40歲之前不是個保守主義者,那麼他就是個無腦之人),另外一種說法是是 “If a person is not a liberal when he is twenty, he has no heart; if he is not a conservative when he is forty, he has no head” (如果一個人在他20歲時不是自由派,他就是無情;如果他40歲之時不是保守主義,那他就是無腦)。無論這句話是不是邱吉爾或是盧梭所說(我傾向都不是),或多或少都反應著某種程度上的現實:20歲的時候沒有什麼資產需要保護,可以張開雙臂擁抱全世界;年紀漸長,到40歲的時候擁有有形和無形的社會資產需要守護,如要捨棄,付出的代價遠大於20年前的自己,所以漸趨保守。如果這個論述為真,那麼反思自己,到底是因為年紀漸長,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資產;或是對於左派空有理想但永無實踐之日感到灰心而逐漸往中間靠攏?

七十年過去了,還期待著 La Poderosa 所帶來的革命嗎?
七十年過去了,還期待著 La Poderosa 所帶來的革命嗎?

2004 年上映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改編自Ernesto “Che” Guevara (切格瓦拉) 的回憶錄 Diarios de motocicleta,描述其青年時代與好友遊歷南美的故事,長達8000公里的旅程對於格瓦拉後來的政治思想有著舉足的啟發。根據回憶錄,1952年格瓦拉來到秘魯時24歲。70年過去了,啟發格瓦拉的佃農制度早已不存在,對於原住民的壓迫也不如當年明顯,但是拉美的貧富差距看似沒有什麼改變,甚至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如果天上有知,格瓦拉會是高興的嗎?

有這麼一說:“If a man is not a socialist by the time he is 20, he has no heart. If he is not a conservative by the time he is 40, he has no brain.” (如果一個人在他20歲的時候不是社會主義者,那麼他是個無情之人;如果在他40歲之前不是個保守主義者,那麼他就是個無腦之人),另外一種說法是是 “If a person is not a liberal when he is twenty, he has no heart; if he is not a conservative when he is forty, he has no head” (如果一個人在他20歲時不是自由派,他就是無情;如果他40歲之時不是保守主義,那他就是無腦)。無論這句話是不是邱吉爾或是盧梭所說(我傾向都不是),或多或少都反應著某種程度上的現實:20歲的時候沒有什麼資產需要保護,可以張開雙臂擁抱全世界;年紀漸長,到40歲的時候擁有有形和無形的社會資產需要守護,如要捨棄,付出的代價遠大於20年前的自己,所以漸趨保守。如果這個論述為真,那麼反思自己,到底是因為年紀漸長,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資產;或是對於左派空有理想但永無實踐之日感到灰心而逐漸往中間靠攏?

Disclaimer:保守派裡那些對於墮胎、反移民、反人權,到最近的反疫苗的論述,拆解其中的話術到最後,要嘛就是無腦(宗教)理由或是極度保護自身利益,我是絕對不可能同意的。

說永無實踐之日或許言過其實,至少在某些層面,這個世界的確逐漸在變好:全世界的嬰兒死亡率都在下降、極端貧窮的人數也在下降,無論滿不滿意,各種平權活動都在這100年內篷勃發展。該給進步派多一點credits,然後少一點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嗎?走上非營利組織/全球公共衛生這條路已經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秘魯時期對於社會不公義感到憤怒、不解,甚至帶有一點點無政府主義思維 (好險沒跑去加入光明之路),到現在對於社福制度裡的浪費資源、無止盡的政治正確,包裝各種議題的話術,與跨國際組織裡的私慾和官僚制度而感到厭惡。

以最近很夯的環保議題來說,我絕對支持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 (寫個心得如履薄冰,真是的),但是對於這個世界目前對抗氣候變遷的各種做法感到無比懷疑。為什麼不是以減少浪費著手?減少不必要的糧食浪費、減少不必要的熱能浪費。美國每年浪費超過三成的食物,大約是4000萬噸,這個數字等同於一個人站在垃圾桶旁邊用每秒鐘扔掉34萬個大麥克。我無意說燃油車好棒棒,開採石油對環境造成損害的風險很大,的確值得人類去尋找下一個世代的能源來源。但是現階段在環境變遷的討論上,對於「減少浪費」的政治和輿論聲量遠遠少於「次世代交通工具」。美國每年扔掉4000萬噸食物,全世界每年扔掉14億噸食物,如果我們能減少浪費,那麼是不是就可以減少在製造/運輸這些食物上面的碳排放?如果減少碳排放真的如果火上眉稍,為什麼不從這邊開始?

再來談談本行:非營利組織和全球衛生。常說台灣做國際發展的思維早就趕不上這世界潮流了,實話是國際發展這十年來改變了很多:outcome and goal oriented, from M&E to ME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quality improvement (e.g., PDSA), knowledge management or CLA approach…。我期待這些議題背後代表的,是對於國際發展的反省。的確也是,有不少同行是透過批判的鏡片在看待國際發展的所做所為的。但很傷心的地方是,在很多日常工作/研討會上,這些議題轉變成某種包裝和襯托,好用用這些名詞就代表很有學問或是經驗,但拆解到最後,真相往往令人難堪。更慘的是,不少資源就浪費在這上面:百萬、千萬美金就在某種虛無飄渺的計畫和研討會中消耗殆盡。

最後講到政治正確。因為氣候變遷是正確的,於是,所有的計畫,無論是健康或教育相關的計畫,通通都得跟氣候扯上關係;因為氣候變遷是正確的,所以組織的發展策略(無論組織是在做什麼)都得跟氣候扯上關係。所以一堆不懂氣候變遷,也不懂發展中國家氣候變遷計畫要怎麼做的”專家”,設計了一堆看似有關實際沒用的計畫跟研究,只為了贊助的企業或是組織可以在「永續經營」、「氣候變遷」的研討會上參上一筆,或是從更大的機構,如美國政府,那邊拿到更多的補助;因為社會正義是無庸置疑的,因為社會正義是高大上的,所以所有的對話都要跟正義、平等扯上關係,任何對於執行方式的質疑都是反動,不熱衷參與行動就是「站在保守的一方壓迫弱勢」。不需要知識,不需要歷史脈絡,不需要對話,喊得最大聲就可以站上舞台。

八年前,我離開秘魯來到美國,追尋對於國際發展和非營利組織的夢想。想也好笑,跑到資本主義立國的美國尋找當年格瓦拉的夢想。事實證明我錯了,不管是在議題上面空轉也好,執著在漂亮的話術上面也罷,這裡的一切都距離現實太過遙遠。這裡的現實不僅僅只是與實際受眾與社區的距離,而是跟現實社會的運轉上面。一群沒出過國,或是出國也只住在外派村的專家們,用著某些數據(或許美化過,或許沒有)在推敲著某個村莊,乃至於某個國家的人會怎樣行動,用一個模型疊過另一個模型做永續。

還是很感恩十年前踏進了這行,能有比一般人多一點點的機會去探究這個世界運行的本質究竟為何。之所以往保守、資本主義方移動一點點,或許是因為這樣才更貼近我所理解的現實。但這樣,是不是背離了70年前格瓦拉在Atacama 沙漠裡,碰到那群礦工後的啟發?或許我就不是一個革命家,也或許我看過太多假借以共產、窮人為主張出發的貪汙、腐敗與獨裁。但不往中間靠攏,任何的主張和行動都對我來說太不切實際。

再下一個十年又會是什麼樣子呢?格瓦拉會不會在天堂看不慣這世界的貧富差距,再次轉世投胎顛覆我們對左派革命的想像?有時候只能告訴自己,這個世界的確有因為這些努力而在變好一點點,雖然是用一種極度沒效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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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西班牙,法國的入境申請效率非常低落。建議想要來法國玩的人,至少提早30個工作天申請French Health Pass。步驟其實很簡單,透過申請網頁(在此)把護照、入出境機票,以及疫苗證明通通上傳,申請核准之後法國政府會發給你一個QRcode,然後把QRcode載入至一個法國政府監管下創立的app:AntiCovid。法國政府規定,任何餐廳內用都必須出示QRcode,就連星巴克也都是,所以當服務生請你出示QRcode時,只要把AntiCovid打開即可。等同上一篇,介紹一些中文官網比較少見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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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記錄COVID疫情下從美國出發到歐洲玩的手續。西班牙目前(2021年9月)對於美國旅客的要求有二:

  1. 完成疫苗接種
  2. 完成SpTH登錄

Spain Travel Health (SpTH)可以透過網頁或是手機版註冊,同步沒有做得很好所以請擇一登錄。在抵達前48小時開放登記你的護照、航班與疫苗接種記錄,然後系統就會鎖住,剩下的資料就只能在抵達前48小時輸入。當整個資訊完成後,SpTH會發出一個QR Code,然後在抵達西班牙,出關領行李前海關人員會掃QR Code。除此之外,強烈建議從primary healthcare(如UW Medicine)把疫苗記錄印出來帶在身上,電子檔也最好留一份。當初疫苗接種的那張小卡有些地方不給認證。

西班牙全國完成接種率約七成,馬德里街上戴口罩的狀況跟紐約差不多,而室內場所除了用餐之外,口罩必備。Puerta del Sol 和 Plaza Mayor 滿滿的人,往外走一點的區域讓我聯想到某些利馬的小巷。以下推薦一些可能在中文網域不是這麼有名,但我覺得比名店還要好吃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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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之後的首次國際旅行。原以為第一次出國會是台灣或是秘魯,沒想到是回到哥倫比亞。

迦太基,哥倫比亞

Cartagena(迦太基)和北邊車程兩小時的Barranquilla同屬委內瑞拉移民落腳的重鎮,Santa Marta — Barranquilla — Cartagena 連線是哥倫比亞國際貿易的重點區域,全國七成以上的進出口都在這,雖然不在委內瑞拉移民往南美其他國家的路線上,不過有商業活動就有工作,很多移民就在此區落腳。

不同於北方的Barranquilla和Santa Marta,迦太基除了進出口之外也是個有名的海濱城市,走在上圖的高級住宅/飯店區恍如置身邁阿密,不僅是美國人愛來,這裡也是哥倫比亞人渡假的地方。連續三天, Uber 司機都跟我說他們下午要接客人從迦太基回Barranquilla,聽起來像是有錢的哥倫比亞人帶女朋友來玩。另外這裡也是有錢的老美包養年輕哥倫比亞妹的地方,買間海邊的公寓金屋藏嬌,有空的時候就從邁阿密飛來,短短的三個小時而已。

觀光客看到的是迦太基光鮮亮麗的一面,看不到的是城市另一端的貧窮。COVID大流行讓九萬多迦太基居民跌入貧窮線以下,這狀況在首都波哥大其實也見得到,即便是在好區如82 和 93街,也可以看到不少空置待租的辦公室或店面。因為疫情的關係,跑外送的機車/腳踏車變得非常多,Carrera 7大道上甚至有腳踏車專用道,據說是去年才出現的,上下班時間可以看到白領踩著電動腳踏車往北去。

聽起來好像過得還可以?但我覺得整體似乎似乎有變窮一點。COP對美元從疫情前的3300:1到現在的將近4000:1。美國觀光/商務客簡直爽爽過,星巴克最大杯拿鐵才2美金,但對當地人而言物價的上昇簡直惡夢一場,更別說因為疫情的關係失業率從10%上昇到15%,雖然比 2020年將近1/4勞動人口失業的狀況好一點,受到沈重打擊的永遠是中低收入戶。

貧富差距之大到想忽視都難,從 El Chico 93街、82街,一路到Chapinero Norte 的70街之間有四季酒店、Louis Vuitton、一餐100鎂餐廳… 有錢的哥倫比亞人,靠著既有的社經地位過上非常好的生活。但是隔幾條街到 Chapinero Central一帶就可以看到路上有委內瑞拉的移民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在路邊乞討、委內瑞拉年輕叫賣著小物,或是成群結隊地外送員坐在路邊隨口啃著 Empanadas 果腹,一個不到25 cents美金。

哥倫比亞先前登上國際新聞是因現任右翼總統 Iván Márquez 提出的稅賦和醫療改革,提案將降低薪水徵稅門檻(換句話說更多人需要繳稅)以及將部分醫療體系私有化。哥倫比亞的政治清廉度全球排名第92名 (秘魯94、美國25、台灣28),貧富差距大到排名全球第16名 (秘魯39、美國51、台灣108左右),在這種狀況下要徵稅不暴動才有鬼,稅金都不知道被用到哪去,八成是某些人的口袋,然後有錢人靠著種種方式避稅過爽生活,花惹發?!於是在波哥大和Cali在四五月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抗議活動 (我猜也是因為這樣武漢肺炎的個案才激增),然後在街頭留下了不少的塗鴉,讓我想起當年BLM時的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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